https://news.readmoo.com/2016/08/10/the-art-and-science-of-doing-nothing/
發表於 10 八月, 2016 BY READMOO編輯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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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安德魯．斯馬特
唯一重要的是心靈之旅。──里爾克
里爾克是個敏銳的人，可惜生不逢時。剛邁入二十世紀的頭幾年，歐洲見識了現代工業經濟的野蠻誕生，以及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慘狀。這個時期也能看見資產階級對於丈量時間和追求勞動效率最大化日趨走火入魔。此時出現第一波暗示，提示新興的時間管理產業已悄悄對工作的文化伸出魔掌。時鐘首次在辦公室、工廠與家庭變得普遍。人類勞工開始被設想成一套系統中的機器，而這套系統則是用來創造業主的利益。在這樣的背景下，敏感又內省的里爾克捨棄了浪漫的愛情、家人與物質享受，決心追求自己的藝術。
里爾克知道，花時間什麼也不做對他的創作過程極為重要。他立志追求閒散的喜悅──對身處於二十一世紀，總是工作過度且日程表排太滿的我們來說，這個主張簡直是天方夜譚。享受閒散是我們的文化信念完全無法同意的事；少了努力不懈的活動，彷彿就白白虛耗了自己的潛能──我們從小就被灌輸這樣的信念。
現代神經科學告訴我們，其實反過來才是對的──我們真正的潛能唯有通過無所事事的時期才能實現。如同王爾德在《社會主義下的靈魂》（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中寫道：「人類會自娛，也享受文雅的消遣──勞動並不是人生存的目的，娛樂才是──還會製作美麗的事物、閱讀動人的事物，或只是懷著敬佩與歡喜細細琢磨這世界。」
最新的研究透露，某些形式的自我認識只有在閒散狀態下才會向我們展現。預設模式網絡不僅會在我們休息時活化起來，也會在我們將注意力轉向自身且「向內看」的時候變得活躍。我們開始心不在焉，潛意識的內容會滲透到意識層面。預設模式網絡允許我們處理以下幾類訊息：社交關係、個人在遼闊世界中的定位、對未來的幻想，當然還有情緒。
現代的孩子活得都不像個孩子了
懶惰的人並不妨礙進步。看見進步轟隆隆地朝自己逼近時，他會敏捷地讓出路來。──克里斯多福．莫里，〈論懶惰〉
里爾克善於探索自己的潛意識，以及挖空心思回憶可能早已被遺忘的年少情感與場景，這可能是他大腦的預設模式網絡被允許在他放空時變得活躍的結果。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種恐怖的經驗。你的潛意識中可能有很多東西是你寧願把它們留在那兒的。這些讓人不自在的事物在過去透過徹底遺忘被你壓抑，現在卻來敲你的意識大門，這說不定是有理由的。「工作狂」的常識概念是，他們會透過不停工作來逃避痛苦的情緒，因而受不了無所事事和不活動。
當孩子開始上學，甚至有愈來愈多的情形是早在他們踏進學校之前，父母就會用一連串的活動填滿他們的生活，包括運動、音樂先修班、中文學校、夏令營、到慈善廚房擔任義工、花式騎術訓練課、表演訓練、強化數學能力，以及參與科學研討會。某個社會階級的父母似乎普遍懷有根深柢固的焦慮，擔心自己的孩子有時間四處閒晃，作出像個小孩的事。父母被迫不斷延長工作時間，有時只為了能夠維持同樣的薪水。為了代替我們，我們強迫孩子忍受無休止的活動轟炸，讓那些活動扮演代理父母。我們這麼做是為了說服自己，相信我們仍舊以某些有意義的方式參與了孩子的生活。
我們可以從老師或教練口中得知孩子的成就，彷彿一切盡在掌握中，但其實我們從未親眼看見孩子從事我們為他們報名的活動。畢竟我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像是工作！當「遊戲約會」（play date）超越單純與朋友一塊廝混且確實在戶外玩耍時，兒童罹患焦慮症與憂鬱症的比率和兒童肥胖發生率同時快速攀升，也就不足為奇了。
目前這一代的孩子也許會是有史以來第一次預期壽命比上一代短的世代。無論你需要多大量的流行病學與臨床證據說服你這是真的，根本原因其實相當簡單：沒有每天花好幾個小時在外頭四處奔跑、和朋友鬼混、不特別做些什麼，反而無時無刻都按照父母的規劃從事各種活動、學習各種課程，在安排好的時間與朋友碰面、吃大量加工食品、為了實質上擴展自己的世界而大玩虛擬的電玩遊戲，最後孩子不僅肥胖，還很沮喪。
市面上有無數專書與雜誌文章探討孩子的時間管理，對於那些過分關注成就的家長與學生來說，非必要地使用由安非他命衍生的注意力不足過動症（ADHD）藥物，無論在財務或道德上都不是問題，顯然有大量的學術禁藥醫師會開立 ADHD 藥物給未確診的學生，讓他們能達到雷射般的人造專注力，並且在學術評量測驗（SAT）中輕鬆戰勝競爭對手。
這些醫生就跟職業運動賽中可疑的黑社會禁藥醫師一樣不道德。我會說，這同樣是「為求勝利不惜一切代價」的文化，它孕育出強烈渴望，讓人用盡任何必要手段，也要達成根本毫無意義的測驗成果。
強迫孩子在小小年紀就變成一個靠藥物增強且超級有條理的小大人，等於是奪走了孩子對於自己世界的控制感。憂鬱症與焦慮症和人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之間有高度相關性。
長期以來，心理學家一直採用饒特的內外控量表評估人們對自己生活的控制程度有何感覺。如果你的評分落在偏向內控這一端，你感覺你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如果你的評分落在偏向外控那一端，你感覺自己的生活受到你之外的某人或某事所宰制。
有好幾項研究顯示，你的評分結果愈偏向內控這一端，就愈不可能變得憂鬱或焦慮。研究人員分析從一九六○到二○○二年這四十二年間的饒特量表數據發現，評分持續從內控這一端往外控那一端移動。這些評分已發生大幅轉移，因此在二○○二年，一個普通的年輕人比八％的一九六○年代年輕人要更為外控（感覺外在力量控制了他的生活）。
《新聞週刊》（Newsweek）雜誌在二○一○年刊登了一則新聞，探討所謂的「創造力危機」，結果並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報導指出，儘管智商分數不斷上升，用來評量孩童創造力的心理學測驗分數從一九九○年起卻一直持續下降。
分析來自三十萬個孩童與成人的數據後，任教於威廉與瑪麗學院（William & Mary）的金景姬（Kyng Hee Kim，音譯）發現，這種創意力的衰退在你預料最富創造力的年齡層，也就是從幼稚園到小學六年級，表現得最為明顯。當孩童有愈多時間被預先安排好，接受愈多評量，愈設法勉力達成目標，愈是被數位媒介所挾持，他們就會愈來愈沒有創造力。
里爾克把上學描述成受到囚禁。現代父母已經變成過度專注於各種發展潛能培育活動，那據說能增強自己兒女在正式上學前的成功機會，由學業成績、未來薪水高低和得獎紀錄所定義的成功。
里爾克在〈虛構的傳記〉（Imaginary Biography）這首詩中描述上學的恐怖經歷。對我來說，那包含了我母親在幼稚園門口把我留下，讓我和其他貌似快樂的孩子排成一排時，我不停啜泣的記憶：
最初的童年，沒有限制，沒有放棄聲明，沒有目的。
多麼不經思考的喜悅。
然恐怖暴至，教室，界限，囚禁，
墮入誘惑與深沉傷感。
然而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沒有外部導向的目的對大腦的發育至關重要，這一點對過分關注如何最有效發展孩子能力的文化來說相當諷刺。
與放空自我間的緊張關係
由於孩童被迫參與從不間斷的外部要求與活動，加上耗費大量時間使用數位設備，他們愈來愈少有時間反思、處理社交與情感經驗，以及自我省察。
更重要的是，孩童可能會與放空的自我發展出不自在的緊張關係，就像許多成人一樣。發生這種狀況時，只要閒下來，就會引來一種非常類似癮君子渴望來根菸的經驗：焦躁不安的絕望。這樣的孩子會尋求數位裝置帶來的外在刺激，以及老師和其他成人的讚許。
心理學家瑪莉．海倫．伊莫迪諾──楊、喬安娜．克里斯托多路和凡妮莎．辛近來有篇名為〈休息不是偷懶：大腦的預設模式對人類發展與教育的影響〉（Rest is Not Idleness: Implications of the Brain’s Default Mode for Human Development and Education）的論文中提出這樣的假設：允許孩童做形式不拘的白日夢，及處於其他類型的心不在焉狀態，對於發展社交技能是必要的。
他們回顧了近十年有關預設模式網絡的證據，並探討它對人類生命早期的發展和教育有何影響。他們假定，如果孩子的人生充滿了「有計畫地高度外在環境關注需求」，則發展深思、從經驗中創造意義，以及化解當前的經驗與記憶之間的矛盾等能力的過程就會受到干擾。孩子的大腦需要時間仔細審視一天當中發生的每一件事情，鞏固這些經驗，並將它們融入童年時期所形成的更大的自我。
讓這個過程發生的唯一方法是放空。每天撥出相當分量的時間，切斷來自外在世界的要求或期待，對孩童來說是必要的。結果他們發現，為了日後的心理健康著想，絕大多數的童年時光應該用來做各式各樣的白日夢，不帶目的的玩耍，感受不經思考的喜悅。
如果里爾克活在現代
里爾克在《給青年詩人的信》（Letters to a Young Poet）中有一篇寫道：「我們愈是安靜，就愈能在我們的悲傷中保持耐性與開放，新的啟示也就能愈是深入且準確地進入我們心中，而我們就愈有機會把它變成自己的一部分。隨後，當它『發生』──當它顯現在我們對其他人的反應中──我們會感覺它彷彿屬於我們內心的最深處。」
伊莫迪諾──楊等人指出，投注在他們稱為「積極的內在思考」（constructive internal reflection）的時間和能力，有益於情緒的學習與健康。此外，當孩子成天把注意力集中到外在世界上，他們理解「這對世界、對我如何過日子意味著什麼」的能力會被逐步削弱。
正如同肌肉在運動後需要時間恢復，大腦在關注外在世界後也需要時間恢復。例如有研究指出，極度頻繁傳送文字訊息的年輕人往往在評量道德思考的測驗上得分較低。這可能是因為每處理一條新的文字訊息，「有活動網絡」便會參與其中，從而抑制了預設模式網絡的活性。比起識別腦中的想法，我們開始更善於辨認口袋中的電話鈴聲。
高成就導向教養（Overachievement Oriented Parenting）的長程目標，顯然就是讓自己的孩子順利進入頂尖大學就讀。這是我們在美國所擁有的一種最重要的聲望象徵展示。一旦進到那裡，學生會面臨一個他們從來不知道的、充斥著瘋狂活動與忙碌不休的世界。克雷格．藍伯特（Craig Lambert）近來在《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以該校的「大學部超級英雄」為題材發表文章。受訪的一名學生說：「在這裡上大學就像是大膽冒險不換氣而游完整座游泳池的長度。一趟就是一個學期。我要盡我所能，把每件事都做好做滿。」當然，她完完全全地筋疲力竭。她的疲憊有幾個層次，首先是一種「愚蠢的感覺，像是無時無刻都醉醺醺的；你不是很確定發生了什麼事。」其次，她說「還有另一層的疲憊感，你會覺得自己就像行尸走肉。過去四個星期以來我都處在那種狀態。我常常生病。」常常生病被視為一種指標，代表你確實把自己逼到忍無可忍的境地。如果你沒有經常生病，表示你還不夠努力。
文章中引述的另一名學生則是驚訝於課堂外的知性討論次數竟屈指可數。顯然，倘若進行知性討論無法獲得任何官方認可的學術優勢，那樣做就毫無用處。追求自己感興趣的事物甚至被稱作「獨立研究」（independent study），因此你仍舊可以將它列入你的簡歷中。只不過在為自己的履歷表灌水之餘，真正有興趣進行研究的學生其實非常罕見。學生們擔心得為自己履歷上的空白與間斷設法辯解。
這些學生當中的絕大多數看來並不知道什麼是無所事事，更別提如何享受它了。他們無法了解在咖啡館一坐好幾個小時，與三五好友討論法國電影的內在價值。諷刺的是，他們在哈佛課堂研究的那些人，有許多都是無所事事的大師。
尚──保羅．沙特（Jean-Paul Sartre）和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會在咖啡館坐上數小時，與彼此或任何願意加入的人辯論。這些密集討論往往會變成這對伴侶某些偉大作品的起始點。然而，對擁有完美學歷和數千小時精心策畫的課外活動經歷的這群學生來說，從還在蹣跚學步開始，他們的時間就排滿了有目的的任務。
當前這一代菁英大學的大學部學生一直受到栽培、管理、輔導和引領，從未被允許撥出時間仔細思索自己真正的興趣。根據這篇文章指出，當哈佛沒有安排足夠的社交活動，這些學生和他們的父母會變得焦躁不安。
這類失控且持續的活動，會抑制最重要的大腦神經網絡的活性。我們也知道，憂鬱與焦慮和預設模式網絡的異常有關。儘管目前還沒有大型研究將所有這些議題連結在一起，但我相信可以提出非常有力的論據，說明我們教養孩子的方式──期待他們成為激烈競爭下的優等生──從長遠來看，終將增加他們罹患心理與生理疾病的風險。
高成就導向教養已經讓我們的孩子變得缺乏創造力、社交能力，甚至可能缺乏道德判斷力。無所事事，尤其在童年時期，可能對你我發展成具道德感且具社交能力的人極為重要。我們可以從里爾克和牛頓這兩位文學界與科學界大師身上學到些什麼呢？為了追求更高的思想目的，他們不惜犧牲私情，甚至還葬送自己的幸福。對牛頓來說，他的目的是改造數學與科學，他所使用的方法在大約三個世紀後，仍舊影響著我們的生活。當然，牛頓擁有獨特的天分，讓他能看見眾多物理學與數學概念之間的關係，而那在他的時代（甚至是今日）只有極少數人能夠理解。里爾克的目的則是盡己所能地深入自己的潛意識中，發掘人性的普遍真理。
在我們歇斯底里地忙著賺大錢、建立威望、爭取稀少的工作職缺、為升遷鉤心鬥角、設法讓我們的孩子成為運動或智力天才、把自己的生活安排成精準到以秒為單位，這種種作為都是在抑制大腦從經驗中找到意義的天生能力。透過大腦賦予意義的驚人自然能力，真實且巨大的創造力才能發生。讓大腦處於靜息狀態對這個過程是絕對必要的，這一點變得愈來愈明顯。
假設里爾克或牛頓生活在今日世界，他們對文學與科學的貢獻可能會受到追求生產力的壓力而大打折扣。
※ 本文摘自《閒散的藝術與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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